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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工合龙处碑是清代后期黄河堵口工程的历史见证，该碑现存于黄河博物馆，它是黄河特大堵口工程的重要见证，真实反映了清代后期黄河治理的艰辛及黄河由南流向北流格局的转变，以吴大澂为首的堵决成功，使得黄河北东流成为惯常，使黄河南流成为历史。该碑对于研究河防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博物馆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储藏、研究、保护、教育机构，从它们产生的那天起就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从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吕昂克学园，到埃及的缪斯神庙，人类 早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应是合而为一的。对收藏物的研究和以图书形式对研究成果的保留，决定了博物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两个机构的关联与结合，而且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的两种基本形态的逻辑勾连。但从其发展的整个历程看，两者经历了从合一到分体再到共享、融合的一个过程。如今基于信息技术下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现代融合正在为知识教育和研究打新的服务通道。本文在追溯智该法师师承关系的基础上，纠正了《长安发现唐智该法师碑》一文的某些结论。文章认为，智该法师是隋末唐初的义学高僧，他虽曾讲习唯识经论，但与唯识宗创无关。智该葬在终南山楩梓谷，其碑出土在白塔寺，这一切表明他是一位三阶教信奉者。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一直是夏商考古研究中的热点，如何研判该问题关涉到怎么理解夏、商文化及相互关系，"郑亳"说和"西亳"说的认同者均无法回避。尽管双方在考古学层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由于研究者对具体考古的认识存在分歧，对偃师和郑州商城主次和先后关系的认识不同，对待文献的态度不同及所持史观的迥异，提出关于偃师商城性质的观点凡十余种。客观地看，这些观点目前仍属推论层面的认识，偃师商城性质问题的 终解决还有赖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突破。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证据性的发现，宏观及微观角度聚落形态及演变的深入了解，二里岗文化时期社会多维度的深入研究才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先秦时期城市的给水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凿井取水，二是穿渠引水。井水水质纯净，渠水水量较大。城市的排水主要依靠管道将城中的雨水和生活废水排往城外的护城河中。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的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年代 早的丝织品，对于研究西藏西部的古代文化交流与互动了极为重要的。本文对这批丝绸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这些丝绸主要是经锦，其中一件的纹饰与新疆地区一些汉晋时期织锦图案相似，显然是通过新疆输入的来自中原内地的织物；同时也发现一部分纬锦，从其结构与装饰纹样来看，与新疆地区汉晋以来本地生产的绵线纬锦相同，为研究新疆地区的早期纬锦增加了新的。丝绸和其他共出器物表明，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并非独立于欧亚大陆之外、与丝绸之路毫无关联的一个区域，而是早在汉晋时期，已经汇入了丝绸之路交通网络，融入到宏观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了。北宋末年设立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是古代历史上的慈善救助设施。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漏泽园较多，而漏泽园墓砖铭文中有很多关于居养院和安济坊的。通过对漏泽园砖铭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居养院和安济坊的设置、名称、救助对象及运作程序等。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 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沁阳市文保中心的文物库房内，保存着一册明代朱载堉编撰流传下来的曲谱《工尺谱》，该书是以"师徒口传身授"，用工尺谱记谱写法手抄的曲谱，是明代朱载堉音乐艺术实践的重要内容，具有较高的历史、版本、艺术价值。